由动物、工具到人（十七）：社会设置3

由动物、工具到人（十七）：社会设置（3）

     自清末戊戌变法始，中国开始了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百余年来先进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识，就是欲得民族复兴唯民主自由一途，但一路革命斗争至今，民主自由仍未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观诸国内当下，专制势力未落反长，实用理性肆意泛滥，民主力量在两相夹击下反而走入低谷。

    百余年来，不是没有机会，抗战胜利、内战结束都是实现民主政体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都错过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民主政体可一举而定，但是我们的领袖——内战时期民主唱的最响的那些精英——在政体设置上却站在了民主的反面。换言之，今日的专制情势，并非是今日造成，而是建国之初的反民主设置酿就的恶果，就是把党的统治权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的社会设置，使我们的社会归队到专制社会的行列。这一设置就重新把我国推入旧的周期律。

     专制社会的社会设置，其利主功能前置于秩序功能，必然发生亲主异化，因此我们看到的宣传和口号总是先是党，然后才是“人民”。党控制军队、党控制媒体、党控制……以及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实质上就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剥夺，就是阉割了公民的思维能力、社会参与能力，剥夺了公民的言论、结社等政治权利，这些权利的剥夺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剥夺公民的共有资源产出分配权，最终使公民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成为弱势，我们的党也就相对的可以“三个代表”了。

      我国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国，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充分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社会运行，而加以改正的，尽管我们改正的方式方法——公有制改造——存在问题，这不能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运作就没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要传承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宪政，一方面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异化问题。换言之，如果仅仅从政体上解决了权力制衡问题，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如果在经济体系的社会设置上没有新的突破，那么中国难免步早期资本主义的后尘，陷入资本运作缺乏制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正如权力制衡是社会设置的大问题一样，尽管这一问题业已解决，资本制衡同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所有权、经营权、分配权、审计权及资本运营学等诸多方面，科学地进行经济方面的社会设置，解决资本制衡难题是人类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设置方法，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寻找新的制衡设置，需要正确认识经济运行规律，进而循律而行，是资本制衡的出路所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割除旧制，建设新规，逐步完善民主法制，建立健全权力制衡机制，实现真正的民主——让全体公民真正参与到社会改革的实践中，成为社会的主人和建设者；从资本制衡的角度，摸索新的经济体系设置；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对社会进行整体优化设置；从个体的培育、自我实现及生存保障角度对社会进行人本设置，是我国当前及今后改革的基本内容，或者说是今后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我国尽早迈入新文明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

     惟愿中华民族早日复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